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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北京和成都以外，南京和南昌也都很关心安庆周培公对此的态度。

吴三桂吞并广西后，周培公赶赴贵州调解成功，又从吴三桂手中得到了两省布政使的衔位；而从广东、福建返回时，这两省的藩王出于对吴三桂或是其他邻居的警惕，也分别任命了周培公作为他们两省的布政使。再加上川陕总督高明瞻的青睐，周培公此时已经身兼十二省布政使。周布政使这些年在安庆高举“剿邓”的大旗，邀请四川各个银行投资，还请四川的军火商入股，开办了不少军火工厂。他的剿邓总队也能请到帝国现役军官而不是退伍军人当教官，实力相当可观。

现在江南和江西的大战一触即发，周培公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，天下人的目光很快地集中投向了安庆，一时之间，大有“周公不出，奈苍生何”的意思。

第六十三节 蠢动（下）

十二省布政周培公感到事态严峻，先是匆匆赶往九江和张朝、董卫国会谈，然后又日夜兼程地转赴南京，打算把这场两江的内讧平息下去。

在周培公进入南京之前，蒋国柱进行了最后的形势分析。

北京虽然极力谴责南京挑起事端，索额图也写来亲笔信，苦口婆心地劝说蒋国柱以剿邓大局为重。但蒋国柱知道，现在皇上和地方上大臣的关系十分微妙。军事上的新败让清廷的国库更加吃紧，想必是不会多管闲事——蒋国柱认为，如果北京真的站在江西一边进行武力干涉，其实也不错，那样成都也就不会袖手旁观了；若是蒋国柱闪电般地统一两江，北京那边大概也不会和钱过不去，只要蒋国柱肯上缴赋税，北京就会说这是江西的民心所向，朝廷不会因为爱一人（张朝）而不尊重江西父老的选择——现在北京除了励精图治的少年皇上，其他的满洲太君基本都看开了，反正当年入关就是因为汉人政权虚弱，想趁乱抢一把；现在汉人既然这么横，那大家还是琢磨怎么发财，不值得为了注定抢不到的钱把全族的命都搭进去。现在对满清前途最忧心忡忡的，不是那些满洲太君而是他们的包衣，他们很久以来一直幻想着从满洲太君的手指缝里捞点残羹剩饭，如果大清眼看就要完了，怎能不让众包衣如丧考妣。不过蒋国柱也没有把这些人放在心上，因为北京依旧是满洲太君说了算。

山东和浙江虽然呼吁和平，但也暗示南京，他们不会干涉两江内部的事务。浙江和山东都属于实力弱小的省份，他们周围的邻居都要比他们强大，所以一个紧抱北京的大腿、一个唯成都之命是从。就比如赵国祚和松奎吧，这哥俩现在整天就在筹划怎么把浙江零七八碎地卖给浙东军，估计再有几年，全浙江除了杭州的总督衙门和将军府，剩下的就都属于禁海区了。反正割据也轮不到赵国祚和松奎，无论是福建的耿继茂还是江南的蒋国柱都不敢打他们，自然对两江战争的胜负毫不关心。

至于有可能干涉江西的湖广、广东、福建三地，他们也处于互相牵制的状态。他们如果真的派兵进入江西，恐怕会比蒋国柱统一两江更让成都和北京无法容忍，因为那样就彻底破坏了邓名维持现状的计划，而北京目前的战略是能多拖一天是一天。

“最后还是要得到成都的谅解啊。”蒋国柱轻叹了一口气。因为邓名率领主力出海，现在成都缺乏武力干涉的兵力，但蒋国柱也不打算过分得罪成都，毕竟他还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。既然如此，今天和周培公的谈判就非常重要，因为剿邓总理大臣无论和清廷内部还是和邓名，都是关系最好的一个人，而且周培公手中还有一支可以用来干涉的军队。周培公如果肯保持中立的话，那他的态度对成都也有可能造成影响——只要是和张朝单挑，蒋国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

但周培公和蒋国柱的心思却是完全不同。邓名在离开大陆前和周培公长谈过一次，希望剿邓总理衙门能帮忙，协助成都监督好国内的这些军阀。可是邓名才走了不久，北京的那个皇上非要第一个跳出来搅局，结果把自己的威信搞得荡然无存，让藩王和督抚们更是蠢蠢欲动。

现在蒋国柱眼看要掀起大战，这当然让周培公感到很恼火，担心很可能会导致连锁反应。吴三桂、尚可喜可能都在密切注意着两江的动静，还有那个刚刚继承了藩王的耿精忠也不是省油的灯。这些人同样知道机会难得，趁着北京和成都顾不过来的时候，造成既成事实——先抢一块地盘抓在手里，就是将来和邓名讨价还价，筹码不是也多一些嘛。如果蒋国柱得手了，说不定吴三桂他们也要开始酝酿小动作了。

这次周培公去九江的时候，就力劝张朝对蒋国柱退让，上缴一部分瓷器的利润给南京，或是干脆割让一、两个府县给江南，等邓名回来了再理论不迟。但这几年张朝一直当土皇帝，没人敢管他，也没有人敢说一声他的不是，因此张朝和蒋国柱一样发生了急剧的自我膨胀，对周培公的妥协方案不屑一顾。尤其是听周培公说到割让土地的时候，张朝更是拍案大怒，表示他只是爱好和平，但绝非胆小怕事。如果蒋国柱真敢挑起战争，那张朝不但敢于应战，更要把战火烧回江南的土地上。等攻破了南京，张